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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東西問 | 孫雷:大學校訓如何折射文化精神與教育理念?

    中國新聞網 2022年06月24日 21:27

      中新社沈陽6月24日電 題:大學校訓如何折射文化精神與教育理念?

      ——專訪東北大學副校長孫雷

      中新社記者 刁海洋 李晛

      大學校訓是文化精神與教育理念的綜合表達。透過大學校訓,能夠看出中西方大學辦學理念、辦學傳統和價值取向甚至民族性格的養成。

      最早的大學校訓出現在哪里?中西方大學校訓有何特點,折射出哪些文化精神與哲思?中新社“東西問”近日就此專訪了東北大學副校長、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孫雷。

     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:

      中新社記者:最早的大學校訓出現在哪里?校訓之于大學有何意義?

      孫雷:西方現代大學中,被譽為“大學之母”的博洛尼亞大學和巴黎大學早期并沒有明確的校訓,15世紀末16世紀初,牛津大學(1167年建校)與劍橋大學(1209年建校)分別設計和啟用各自的校標,被公認為是西方最早的校訓。西方學校習慣將校訓稱為“MOTTO”,意為文字簡明的題詞、題句、題序。由此可見,校訓應教育發展需要而生,并無論古今中外都在教育中受到重視。

      大學是教育人的場域,一所大學的校訓、校風以及引起師生共識的文化傳統是大學用來成風化人的根本。校訓育人的關鍵點在于“訓”,意義在于育人,其功能性在于對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引導、疏導和督導,它既有顯性文化特征規范學校內師生的言行,又有隱性文化特征潤物細無聲地影響師生的舉止甚至價值觀。

    英國劍橋大學。中新社發 趙偉 攝

      中新社記者:西方大學的校訓折射了哪些文化精神與哲學思想?

      孫雷:上面提到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是在創辦多年后的15世紀逐步形成了各自的校訓,分別是“Dominus illuminatio mea(上主乃吾光)”和“Hinc lucem et pocula sacra(此地乃啟蒙之所和智慧之源)”。17至18世紀,美國哈佛Veritas(真理)、耶魯Lux et veritas(真理與光明)應運而生,這些歷史悠久的西方大學其校訓滲透的思想與最初牛津劍橋相仿:追求真知、自由,并帶有濃厚的宗教背景。

      這與西方文藝復興、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息息相關。在西方大學校訓的發展過程中,特別是中世紀,倡導“無差別的愛、在上帝這個無差別的人和神之前,身份的平等”,這些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是當時西歐封建等級制的產物。近代,受啟蒙理性所倡導的“普世價值”影響,西方大學校訓開始在原有的追求自由、博愛的基礎上,倡導“個體自由、獨立、平等、民主、人權”以及與之相關聯的“科學、進步”等觀念,這是近代的歷史產物,也是近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產物。

      中新社記者:中文中“校訓”一詞出自哪里?

      孫雷:中國校訓堪稱“早發內生”,古代有校訓之實,但無其名,誕生之初即承載“訓育”的職能,南宋岳麓書院院訓“忠、孝、廉、節”,直至清末教會大學的出現從而實現了校訓的名實統一。中國近代教會大學相繼制定本校校訓后,“MOTTO”(校訓)實體已然顯現并推廣,但由于中國傳統“大學”沒有“校”“訓”二字連成一起的詞組,因此尚未出現“校訓”這一名稱。

      直到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后,教育先賢們借用日語當用漢字形體命名“校訓”(平假名:こうくん,讀作koukun),細讀起來讀音與中國的“校訓”讀音相似,是因為日語中音讀本身來源于中國古代長江流域以南的古漢語。由此看來,“校訓”一詞雖屬舶來品,卻又有很深的本土因緣。至此,“校訓”一詞與中國古代“校訓”及西方大學的“MOTTO”完成了完美對接,實現了校訓概念與原型的實至名歸,也使中國大學校訓進一步得以明確化。

    湖南長沙岳麓書院。中新社記者 楊華峰 攝

      中新社記者:中國大學校訓又有哪些特點,體現哪些文化精神與哲學思想?

      孫雷:中國大學校訓的特點,我覺得可以用四個精神向度來概括:史學的長度、哲學的深度、文學的溫度、美學的厚度,四重精神向度,大學校訓是四者的綜合呈現和表達,印證了大學校訓的精神向度蘊含著文化屬性,體現出文化精神與哲思。

      中國大學校訓深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影響,形式是中國式文學表達,內涵則頗具中國式哲學思辨深度,比如,中山大學的“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、篤行”,皆有堅實的哲學文化底蘊作支撐,充滿著中國智慧。

      其中,中庸之道格外令人矚目。王陽明的“知行合一”,從初始角度來分析是為“中庸”。何晏集解:“庸,常也,中和可常行之道”。正所謂“此心不動,隨機而動”,不為情緒所累,進入中庸的“未發”狀態,把握時機,依良知而行,且行必“中節”,即知(良知)行合一。東北大學校訓“自強不息,知行合一”較充分地詮釋出這一點。東大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時期,仍不忘救亡圖存。1928年,張學良對學生講道:“我很望諸君,要堅定了志向,各用自己之所學,全國學者都能如此,則中國自強矣。”東北大學以知為行,以知定行,知是行之首,行是知之終,在持之以恒地追求真理與努力實踐并重的中庸之路上,把握機遇,從而形成質的飛躍。這是一種對傳統中庸之道的傳承與創新,更是一種超越與突破。

      中新社記者:校訓是體現教育理念的一種非物化形式。透過中西大學的校訓,能看出中西方教育理念上有哪些異同?

      孫雷:透過大學校訓,能夠看出中西方大學辦學理念、辦學傳統和價值取向甚至民族性格的養成。

      中國大學校訓以主德求善為源。中國文化是以儒家文化為主體、以血緣家庭為本位、以人倫道德維系社會為基礎的德性文化,必然以家國情懷為己任。尤其“士”階層的崛起,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”,中國人養成了對民族和國家的高度責任感和義務感,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。

      比如,清華大學校訓“自強不息,厚德載物”便是1914年梁啟超在清華大學以《君子》為題作報告之時,引用《易經》中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強不息;地勢坤,君子以厚德載物”,來勉勵清華學子,擁有永不言敗的拼搏精神和心胸寬廣的君子品德。

    清華大學校訓“自強不息,厚德載物”。中新社發 徐文東 攝

      相比之下,西方大學校訓則直抒胸臆,多渴望追求真理、自由,往往直接引自《圣經》。西方大學校訓的思想內容經歷了從“重神靈”“重上帝”,“自治”“自由”到“主智”“求真”“服務”的演變,表現出西方大學的理念與追求。比如,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校訓“Fiat Lux”(愿知識之光普照大地),主張神的啟示是真理和知識的源泉。

      透過中西大學的校訓,我用中央民族大學校訓“美美與共”一詞概括,中西方大學教育理念和而不同,教育的真諦都是“培根鑄魂、啟智潤心”。新時代中國高等教育在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之路上,既要堅持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守正,又要面向世界大學不斷創新,最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。(完)

      受訪者簡介:

      孫雷,現任東北大學黨委常委、副校長、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。曾任中國共青團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,政協沈陽市第十一屆委員會委員,政協沈陽市第十二屆、十三屆、十四屆委員會委員、常委。主要研究方向為大學文化、城市文化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與管理等。兼任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思想道德建設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,中國冶金教育學會副理事長,教育部新文科教育研究專家等多個學術職務。近年來,在《新華文摘》、《中國高等教育》、《東北大學學報》等學術刊物及人民日報、國家治理周刊等報紙刊物上發表文章60余篇,主持和參與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、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與改革實踐項目、遼寧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研究項目等部、省、市課題60余項,出版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的邏輯養成與制度構建》《現代大學制度下的大學文化透視》《大學校訓》《新時代高校校園文化建設概論》等專著10余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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